在四川512地震后的企业救助中，被网民戏称为“任总理”或“任大炮”的京城开发商任志强一直保持沉默，6月3日，任志强终于在最新的博客中谈到本次救助，对媒体的一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任志强认为，捐款人有权不公布自己的捐助行为，媒体与舆论扼杀了所有的“雷锋”。并比喻，捐助人被迫公布自己的捐助行为，如同“一个良家少女被他人描述为不是处女时，除了脱下裤子是无法像大众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而这种证明自己清白的做法则是被社会所不接受的，或者说是被社会的一种强奸。”

另一方面，任志强及华远房地产，截至目前确无捐助的消息公布。

以下为任志强博客部分节选：

如果纳税应给以表彰，那么社会公益的捐赠是否也应给以表彰呢？如果纳税并不是以数量多少为表彰的唯一标准，那么对捐赠是否也不应以数额的多少为标准呢？

富人的捐赠是减少与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之一，任何公益捐赠都在承担政府税收理应承担但无力承担的公益责任，任何公益捐赠都是对贫穷的帮助和对缩小贫富差别的补充。这种无偿的帮助、自愿主动的帮助、不求回报的帮助，既包括了并不太富裕的钱、物、力，也包括了巨额的捐助。但这种善意的捐赠基础至少应让捐赠者不再成为被捐赠扶助的对象，就像绝不应让此次被援助的灾民捐款救灾一样。

各种公益捐助的范围非常宽泛，包括了富对穷的帮助，也包括对环境、生态、生物、某些专项事业包括医疗、教育、体育、设区等等，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捐赠者的奉献，是一种爱。

对爱、对奉献是无可指责的。一分钱、一块钱与更多的钱的意义是相同的，钱的多少是能力的表现而并非爱的程度的体现。爱是无法用金钱的数量衡量的，就像依法纳税的诚信与义务并不是靠税的额度大小来衡量的一样。穷不等于没有捐赠，更不等于没有爱。

灾难时期的捐赠是特殊的突发事件的反映，当更多的捐助则是常态中的奉献，这种常状的捐赠是无法用灾难时的捐助所代替的和表明的。因此更不能仅从灾难时的捐赠数额来评价捐赠者的道德之心，对穷者是如此，对富者也是同样。

媒体的宣传似乎将捐赠的数量当成了标准，也许这个数量的多少会吸引更多的眼球关注。于是媒体与舆论扼杀了所有的“雷锋”，似乎捐赠人如果不向社会公布自己的数额（并且这个数额在攀比着拔高）那么就等于他没有捐赠。而那些甘心做无名英雄的中国人的美德与良心在媒体与舆论的攻击中被撕得粉碎了。这种并不想了解真相的手机短信与谣言甚至让中国的商务部长都不得不公开的声明和道歉，也让爱心与捐赠变了味道。

如果没有“雷锋”这个社会就不会再有常态中的捐赠，就不可能通过NGO组织来实施帮助与平衡贫富之差，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公益事业。

许多的企业与个人并没有要求公布自己的捐款，也并不想比拼这种捐助的能力大小，而只想默默的付出一份爱、献出一点爱心、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奉献。除了对灾难的一次捐助之外，他们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常态下的捐助，也有许多与灾区群众同样需要他们捐助和帮助的人与事。他们并不会也不因一次的灾难就中止与取消了其他早已承诺的捐助与帮助，这个社会中还有许多不够富的人。

攀比的结果让许多的捐助成为了广告，成为了出名和显示财富的效应，而这些自我标榜式的东西本就是与善心、善事和奉献爱心毫不相干的东西，也是被爱的真谛所反对的附加物。但如果媒体与舆论不能正确的善待每一份爱，恰恰会助长了爱被利益驱动所代替的恶果。

就像纳税一样，纳税人并没有要求公告自己的纳税额，不管纳税多少都是一种义务。大多数捐款人（不仅是大灾面前）也都没有要求公布自己的捐款额（尤其是那些在各种场合悄悄的将钱放入捐款箱的人们）。区、县一级的红十字会等机构也没有机会去做这种公开宣传与公布，但不管多少都是一份爱的奉献。

国有企业的捐款更不应大张旗鼓的宣传与比拼，这虽然是企业法人财产，但并非企业管理者的财产，更没有最终的巨额捐赠权。用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的财产去换取管理者的名声更为可耻。这也许是只能当“雷锋”可做而不可说的事，完全个人的财产才能由个人说了算并想捐多少就捐多少。

社会应对积极参加公益与奉献爱心的人给以表彰与奖励，但同纳税的表彰一样，更多的是对爱给以表彰，对奉献精神给以表彰，而并非对数额给以表彰，让人们与社会记住的不是数额而是爱的奉献。

就像纳税的表彰是一种诚信与主动承担义务的表彰，对公益的爱心的表彰则是公民奉献精神的美德。

各种公益组织或红十字会这类基金组织其实也是对富人的一种服务，也恰恰是在通过对富人提供优质服务中换取对贫困或困难的人群的帮助。为解除贫困、消费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